也谈潮汕地区的先民问题

也谈潮汕地区的先民问题
黄凡

有关潮汕地区的先民问题，像饶宗颐、黄赞发等前辈已有不少论述，我在这里只作点小小的附议。

一、先民中夏少康后裔的“越”人 　　
纵观历代舆地载籍，在黄帝至尧、舜、禹的时候，似乎还不知道整个岭南。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曾引述一段显然源于古本《山海经》的话，说禹曾使竖亥从北极步行至南极，以测南北之距离。竖亥实际有没有行至岭南海隅，可能永远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疑问。《尚书·禹贡》时代的九州，直至《周礼·职方氏》中的九州，都很难说能包括岭南。不过，潮汕地区有先民居住，其历史则甚早。如饶宗颐先生《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》（1）一文所列，在潮安、揭阳、潮阳、普宁、丰顺、饶平、兴宁、澄海等地都曾发现史前石器、陶器等。在我们棉湖东北部贡山，也曾发现石斧、石镞等石器，（2）说明潮汕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也有原始居民。他们多半是由中原地区渐次移居而来的原始土著先民。移居此后，发展速度又渐次慢于中原地区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较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。其族系很可能即由夏禹之后少康一系分衍出的后裔，在上古称之为“越”人者，而且是文身刻额之类。 　　
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：“越之前君无余者，夏禹之末封也”。“禹以下六世，而得帝少康。少康恐禹祭之绝祀，乃封其庶子于越，号曰无余。无余始受封，人民山居。虽有鸟田之利，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。乃复随陵陆而耕种，或逐禽鹿而给食”。徐天佑注：“无余，禹之六世孙，少康之庶子也，初受封于越 ”。《越绝书·记地传》：“昔者，越之先君无余，乃禹之世，别封于越，以守禹冢。……无余初封大越，都秦余望南。……夫越性脆而愚，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”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：“九疑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，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鳞虫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：“越人契臂……越人有劗鬋”。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：“越王句践，其先禹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。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。文身断发，披草莱而邑焉”。《正义》引贺循《会稽记》：“少康，其少子号曰於越，越国之称始此”。上面说的，便都是越人的由来和习俗。 　
　
二、先民中春秋以后的百越流民 　　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始戍五岭，“揭阳”一名开始出现在典籍中。随着秦汉疆土的开拓治理，“揭阳”由岭名演为粤东连闽南一大片疆域的县名。这时的揭阳，属南海郡一个县。虽然在《汉书·地理下》、《后汉书·郡国五》中，在南海郡条下仅见揭阳之名，不见县以下任何乡里之名。但是像潮汕地区这种密布林莽水泊之地，当有不少原始土著先民的流动居住点。这一时期，潮汕地区可能居住或活动的先民的成份比较复杂。 　　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“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适遣戍”。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五十万人守五岭”。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，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、《南粤王传》等皆载秦并天下，徒中县之民，使与百粤杂处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、《汉书·严助传》等记载秦发50万人南征越人，以监禄转运粮饷，凿渠通粮道，由于越人的抵抗，被歼数十万，更发适戍以备之。至汉初，《史记·东越传》及《汉书·闽粤王传》等记载东越王以八千卒参加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乱的战事，曾驻兵于揭阳，按兵不发。说明其时粤东一带除越人外，尚有中原徙居的戍卒、移民等。 　　
按史籍有名姓可考者，有秦末之监禄。史籍初皆以“监”为姓，如《战国策·韩一》齐简公时的监止，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称“阚止”，是监又作阚者，但像《万历广东通志》卷44和《读史方舆纪要·广东·潮州府·揭阳》等则云姓史名禄。《万历广东通志》卷44云史禄“其先越人，赘咸阳”，且史定为其后。史定即《史记·建元侯表、南越传》及《汉书·景武功臣表、南粤传》等记载的揭阳第一个县令，又称揭阳定、揭阳令定、揭阳令史定等。依说都是越人。汉初由衡山王转封为长沙王而辖区包括南海的吴芮，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引封诏云吴芮等“从百粤之兵，以佐诸侯，诸暴秦”，说明吴芮一族本也为百越人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 吕岱传》、《百越先贤志》卷4引晋黄恭《十四州记·交广记》、《万历广东通志》卷44等述及汉末建安（196至219年）察孝廉中有揭阳人吴碭。汉魏之际，揭阳辖区甚广，像吴碭之类所居具体乡里已不可确考，但作为西周初吴太伯后裔，来到揭阳县，多半是反映了春秋时期吴国为越国吞并后，一些百越流民或由江浙一带依东南沿海，或由湘、赣经五岭而入粤，逐渐南迁至揭阳等地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钟离牧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述及“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，历十余年”，其曾夏也当为此类百越流民。这一时期，潮汕地区倘有居者，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春秋战国以后新迁入的百越流民，乃至秦汉中原戍卒、移民之类。 　　
揭阳地区以吴碭为代表的百越流民，是区别于夏、商及西周时期先至岭南的原始土著居民的另一准土著先民。这是两支时间先后不同、内容有异而同有“越 ”称的族系。前者较纯一，为夏少康之后；而后者融会了更多族姓，例如在春秋战国以后长期战乱中互相杂处的族类。前者处于新石器时代，其后发展途径未明（其分支疑流布东南亚等地）；而后者的文化发展程度似乎比古越族要高些。 　　
百越流民的残余末枝，很可能包括古代典籍所载的“蜑人”。《路史》卷27《国名纪》引《开元录》云：“闽川越地即古东瓯，今建州亦其地，皆蛇种，有五姓，谓黄、林等其裔。”（3）金一凤康熙本《海阳县志·兵事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·职方典》卷1342《潮州府部杂录》记载：“潮州蜑人有五姓：麦、濮、吴、苏、何。古以南蛮为蛇种，观其蜑家神宫蛇象，可见世世以舟为居，无土著，不事耕织，唯捕鱼装载以供食，不通土人婚姻。岭东河海在在有之。……按此即《潮阳志》所云畲户蜑户也”。蜑人以舟为居，以捕鱼运载为生，庙饰蛇象，且有吴姓，疑为古吴越人文以龙蛇等俗之传。吴颖顺治本《潮州府志》卷7《兵事部》所载与上引同，“蜑”皆作“蛋”。明代林大春隆庆间修《潮阳志》卷7、卷8有关蜑户记载，其“蜑”亦作“蛋”。何格恩《蜑族事迹年表》、饶宗颐《说蜑———早期蜑民史料之检讨》等文于蜑人史料引述至多，此不赘列。
　　
三、先民中秦汉以降的盘瓠族类 　　
大致在秦汉以后迁入粤东地区的族类中，还有一支历来被称为“蛮夷”的大族，即盘瓠氏后裔。其族现存者或称为畲族，以狗为祖宗崇拜。畲又作輋，盘瓠又作盘古、槃瓠、盘匏（《元和姓纂》卷5，余见下引）等。盘瓠族疑亦上古被称为“犬戎”者中的支别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“少昊生般，般是始为弓矢”。盘瓠当即少昊之子般。由于般创用弓矢，“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。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”，（《易·系辞下》）故后人称之为盘瓠。古盘和般、瓠和弧皆相通。例如《左传·庄公十四年》《释文》：“般，本又作盘”。《尔雅·释水》《释文》同。《易·睽》上九：“后说之弧”，《释文》：“本亦作壶”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八月断壶”，毛传：“壶，瓠也”。《尔雅·释木》：“壶枣”，郭璞注：“壶犹也”。《说文·包部》：“匏，瓠也”。“盘瓠”一称，首见《文选·魏都赋》都引东汉应劭《风俗通》等，是其名至汉始出而已异于初名。 　　
饶宗颐《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》（4）一文曾引潮安山犁畲民康熙年间所绘祖先世系图，其中有量天氏，手执长棍，此“量天氏”正为“少昊金天氏” 之传误。饶先生以为重、黎之误，未妥。重、黎为颛顼高阳氏后，而般为少昊金天氏后。祖图中有高辛氏而无颛顼，可证其先非高其阳氏。依《大戴礼·帝系》，盘瓠当为黄帝子玄嚣之后，重、黎则为黄帝子昌意之后。《太平御览》卷79引《帝王世纪》、《通志·三皇纪一》等皆以少昊为玄嚣、青阳，为黄帝子，但《左传· 昭公二十九年》少昊氏四叔中有重，似即重、黎之重。再据《世本》宋衷注少昊名挚之说，其挚又与《史记·五帝纪》中帝喾子名同，或当以帝挚当少昊为近。　　
概而言之，畲族主要姓氏如盘、雷、蓝等的发祥地，初当在山西、陕西一带。其中的雷，应同嫘祖的发源地。而蓝氏的发源地，我以为当定于陕西蓝田一带。据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，畲族东周以后至汉代，主要仍在湖北、湖南一带活动，随着中原势力范围的扩张，特别是秦汉时的攻略排击，其族人被迫逐渐南移，散居广东、广西乃至西南一带。晋代干宝《晋纪》尚记载说：“武陵、长沙、庐江郡夷，槃瓠之后也，杂处五溪之内”。（5）《搜神记》卷14：“今即梁、汉、巴蜀、武陵、长沙、庐江郡夷是也”。梁朝任昉《述异记》卷上记载：“今南海有盘古氏墓，亘三百余里”。“南海中盘古国，今人皆以盘古为姓”。其叙述的地域疑即现潮州市北凤凰山一带。唐代韩愈曾在潮州恶溪祭鳄鱼，其“恶溪”之名，疑也本自“五溪”。当然，最初也可溯至楚鄂之地，其地或与多鳄有关。《东里志》曾述及唐德宗时漳州刺史陈谟平广寇蓝老鸱于揭阳，蓝姓正为畲族姓。《晋书·陶璜传》引陶璜上疏云：“又广州南岸，周旋六千余里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，……至于服从官役，才五千余家”。说明其时揭阳地区当多畲族之类。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上述及岭表夷人之通商处，唐时谓之“獠市”，说明其时居岭表之“蛮族”类已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。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1言及百粤故地之“猺峒者，五陵蛮之别也”。其“五陵”实即“武陵”，在今湖南省。《永乐大典》卷 5343引《图经志》，说及元代潮州有“山峒徭獠”。《元史·哈刺传》记元至元十四年，元兵“进至潮阳县，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”。宋末抗元义军退至广州者，其主体也为畲族人。明代戴璟《广东通志》卷18：“其曰畲户者，男女皆椎发跣足，依山而居，迁徙无常，刀耕火种，不供赋役，善射猎，以毒药涂弩矢，中兽立毙”。卷35：“潮州府民有山畲，曰猺獞。其种有二：曰平鬃、曰鬃。其姓有三：曰盘、曰蓝、曰雷。依山而居，采猎而食，不冠不履，三姓自为婚，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。俗有类于夷狄。籍隶县治，岁纳皮张。旧志无所考。我朝设土官以治之，衔曰畲官”。卷70“潮州府畲徭”一条略同，唯最末云：“輋当作畲，《实录》谓之畲蛮”。又云：“潮州府饶平县多山峒，唯弦歌都复有蛮獠”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广东下》中，有很长一段话显然抄录了戴璟《广东通志》卷70上述文字。顺治本《潮州府志》卷7《兵事部》亦抄戴璟《通志》语，不过略多“自言槃弧之裔”，“其姓有四：曰盘、曰蓝、曰雷、曰钟”之类。乾隆本《府志》卷12《风俗》：“近山之民辄种薯芋，名曰开畲。……揭阳畲户，岩居刀耕火种”。乾隆本《揭阳县志》卷7《风尚》：“旧志云：畲户男女，权（椎字之误）髻跣足，刀耕火种。蓝、霖山谷中有此一种。畏见官府，终身不敢入城郭，善射猎，以毒药涂弩矢，中兽立毙”。清初在揭阳县蓝田都和霖田都一带仍有畲族人居住，霖田都正包括棉湖。饶宗颐《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》一文曾根据乾隆本《潮州府志》卷13各县都鄙等录出其时乡里名带“畲”字者，在潮安、潮阳、揭阳、饶平、澄海、大埔、普宁、丰顺、南山等地都有不少畲乡。此外，清代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卷7说：“澄海山中有畲户 ”。“潮州有山畲，……其曰斗老与盘、篮、雷三大姓者，颇桀骜难驯”。续修四库本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第581页亦载“澄海有畲人”。除饶宗颐《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》载畲族祖先出身图说外，陈历明《潮汕文物志》第129至133页记载，现潮州市凤凰山区尚有畲族村，并发现畲族人祖墓，以及雷氏和篮氏祖图前言等。说明潮汕地区的畲族人自古及今皆蕃衍不息。由于畲族人“依山而居，迁徙无常”，潮汕地区远古湖汊交错，山岭起伏，林莽密布，也符合畲族人居住的条件。潮汕一带在这段时期内如有土著居民的话，也不排除这些盘瓠族类应该是潮汕地区一支历史悠久、绵延不绝的准土著居民主干大系和先民。 　
　
四、先民中的中原历代移民 　　
晋代以后，潮汕地区所属郡县变化较大。《晋书·地理下》中，揭阳的名称消失了，这是因为晋咸和年间将汉魏的揭阳（王莽时期一度改称南海亭，见《汉书·地理八》）分割另立为东官郡，义熙九年（413）又分割东官郡为义安郡的缘故。这时的揭阳一度分立义安郡和海阳，部份分属潮阳。义安即义安王之封国。《宋书·州郡四》也记载义安郡海阳、潮阳等。据宋志说，比这更早的还有南朝何承天《郡国志》一书说及此。《南齐书·州郡上》因仍宋旧，也载海阳、潮阳二名。清洪齮孙《补梁疆域志》卷2也载义安郡海阳、潮阳之名。《陈书》无地志，后来的典籍如《隋书·地理下》记载：梁以义安郡置东扬州，后改名为瀛州，及陈而州废。即《永乐大典》卷5343《潮州府·建置沿革》中说的“罢州为义安郡”，撤销州名，仍称旧名义安郡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与岭南无关。《隋书·地理下》中的海阳、潮阳仍属义安郡。《通典·州郡十二》载：“隋平陈，置潮州；炀帝初，置义安郡。”《元和郡县志·岭南道一》：“隋开皇十年……仍于郡廨置义安县，以属循州。十一年，于义安县立潮州”。《旧唐书·地理四》简略言及唐代又置潮州。《新唐书·地理七上》则偏重于叙述潮州潮阳郡的贡品、户口等，又说及其属下有县三，海阳及潮阳是其中二县。唐代几部有关地理的基本典籍中，《通典·州郡十二》只是简单述及海阳及潮阳为潮州属县，潮州又称潮阳郡；《元和郡县志》卷34是所有载籍中首先较详细叙述潮州沿革的记载，按其记载，其时有16个乡村，开元间（713—741）住户是9337户，元和间（806— 820）是1955户。《旧五代史·郡县志》阙潮州部份，按说为因循旧制。后来的典籍如成书于宋政和年间的欧阳忞的《舆地广记》卷35记载：潮州“五代为南海刘氏所据”，“五代为南汉所有”。　　这段时期可能在潮汕一带居住的先民，还有几类人：一种是历代曾在这一带居官封袭或戍守者的后裔，如秦末监禄及戍卒之列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58引《南越志》：“义安郡有义昭县，昔流人营也”。说明其时曾有流人戍卒居潮。据《南齐书·武帝纪》、《宗室》及《南史·文本纪》、《齐宗室》等记载，齐武帝永明七年（489）三月甲寅日封其第20子萧子珉为义安郡王，约十年后，萧子珉被杀，由萧道成的第五子武陵昭王萧晔的第三子子坦承其封爵。在普宁新坛村，我曾发现一明代万历间所立界碑，碑上刻文为：

“萧氏承祖以来，弘治灌田粮坛浦园。 　　
万历三十四、六年，萧民王源致：上至打铁桥，下至柴头港界。 　　
县主阮沌查明，勘断在案，立石为记”。 　
　
共51字，原文无标点。界碑残存部份高1.17米，宽0.31米，厚0.16米。原碑高当在1.20米以上，下部已折断。折断处以下估计再无文字，上述碑文意义已完整。其碑文意为：“萧姓人自从继承祖先所有以来，在明代弘治年间（1488—1505）划分的水利农田产粮区域编制中名称为坛浦园（或：坛浦园和所属水利、农田产粮区域），现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，重新确定义安郡王萧民原本所置地界为：上方至打铁桥为止，下方到柴头港为止。此地界经县令阮沌查明，详细审查判决清楚，记载在官方文牍中，再立此界石，刻写碑文作为证据”。碑文中的“打铁桥”在普宁新坛和安仁交界处，“柴头港”在新坛和揭西县棉湖镇湖西管区交界处。直到现在，新坛村仍以此界为准。阮沌即乾隆本《普宁县志》中的知县阮以临，也即万历本《普宁县志略》的编写者。“以临 ”为字，“沌”为名。其碑提到该地萧氏继承祖先，溯源至萧民王即萧子珉的地界范围为“上至打铁桥，下至柴头港”。（6）说明南北朝时便有萧氏族人居近棉湖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棉湖旧址在老戏院的历史悠久的霖田古庙仍供奉着萧何的神像，应是这种历史的遗存。 　　
潮州五代为南汉所有，也可能有一些刘氏宗室滞留于此。《舆地纪胜》卷100中所述宣和中刘花三作乱事，其刘花三或为此类。棉湖古渡口旧有刘庭公庙，传说祀“刘庭王”，其人任职于唐室，或亦南汉刘氏之后。唐代随陈元光入潮的有不少人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 　　
除此以外，还有历代战乱中迁徙南下的中原移民。这类人较早见诸记载者，如晋代永嘉之乱时的难民，据《晋书·元帝纪》载，曾散布“扬州诸郡”。而潮汕地区与扬州相接，其后一度属东扬州，难免有越境或后裔入居潮汕者。东晋时汉人政权被压缩在江南至岭南等的狭小天地里，中原人的南移更是大势所趋。南朝时期入居潮汕的中原人更多。《陈书·世祖纪》记载，陈文帝天嘉六年（565）“三月乙未，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、晋安、义安郡者，并许还本土，其被略为奴婢者，释为良民”。这说明在梁简文帝大宝年间（实际550—552年）侯景之乱以后，又有一大批江南一带的难民南迁而来。陈文帝时这批难民虽有回归故土者，但就地安居者，特别是那些被掳掠后由奴婢释为良民者，或多滞留于新居地，这些人也当为数不少。唐代韩愈《与大颠师书》、《潮州请置乡校牒》等文提到的大颠、赵德等，当皆即中原递次迁来的移民后裔。宋后入潮的族姓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潮汕一带这一时期的居民，也包含着这几类先民。 　
　
如上所述，比较早期在潮汕一带居住的先民，依次为夏代少康后裔的越人，春秋战国以后的百越流民，秦汉以后的盘瓠族人，历代居官封袭或戍守者的后裔，以及历代战乱迁徒南下的中原移民等。 　

注释： 　　
（1）《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》，1996年汕头大学出版社版。 　　
（2）见王初期、李铁柱《侨眷王铁锤热心收藏出土文物》，《潮汕乡讯》1986.7.12. 　　
（3）亦见《太平御览》卷170、《舆地纪胜·福建路·福州·景物上》卷128等。 　　
（4）同（1）。 　　
（5）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注及《太平御览》卷785。 　　
（6）见拙文《普宁市新坛村发现明代萧氏民王界碑》，原载《揭阳史志》2000年第1期。

资料来源: 选自《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